雪山飞狐

　黎丹与青海近代民族教育

[摘要]黎丹（1865—1938）湖南湘潭人氏，活跃在西北政坛上近20年。期间，致力于青海的经营开发，屡出良策，在青海建省，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维护西藏主权，禁绝鸦片，保护人民免遭兵焚之灾等方面均作出过卓越贡献。特别是忧于西北文化底蕴之薄弱，一生致力于西北文化教育事业，在兴办青海民族教育、沟通汉藏文化方面业绩更是独树一帜。其门下多出名噪一时的政治家、教育家及杰出翻译家，如朱绣、杨质夫等，其中不少人1949年后成为著名的教授、学者。

　　[关键词]黎丹；青海；藏族；近代教育

    清末民初，来自湖南的名士黎丹、黄文浚、朱炳、陈泽藩等人曾活跃在西北政坛上，对当时的西北政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多是当年跟随左宗棠入甘的湘军后裔、官宦子弟，自幼受父辈封建文化传统教育和湘江淳厚文风之熏陶，处事稳练，知人善任，善于审时度势，在西北“诸马”军阀的混战中，始终游刃有余，受人倚重。其中，黎丹先生作为“青马”“湖南系”的首脑，更是声誉卓著。

　　黎丹，字雨民，号无我，湖南湘潭人。生于1865年（清同治四年）。系清云贵总督黎培敬之孙、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表弟，副贡生出身。早年曾任甘肃宁州知州、湖南都督谭延闿书记官等职。辛亥革命后，为西宁镇总兵马麒赏识，聘为“智囊团”首脑。1918年任西宁道尹。1930年1月，马麒正式任青海省政府主席，以黎丹任委员兼秘书长。1933年，经九世班禅和邵力子等人的力荐，黎丹遴选为国民党监察院委员。1938年夏在原籍湘潭逝世，终年67岁。

　　黎丹一生忧国爱民，胸怀大志，知人善任，清廉自持，声誉卓著。他博学多才，精通藏学，擅长书法，工于诗词，堪称近代史上活跃于西部政坛的奇才。黎丹在青海近20年中，致力于青海的经营开发，屡出良策，在青海建省、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维护西藏主权、禁绝鸦片、保护人民免遭兵焚之灾等方面均作出过相当的贡献。特别是在兴办青海民族教育、沟通汉藏文化方面的业绩更是独树一帜。

　　一、黎丹之前的青海民族教育

　　在我国，针对西部主要少数民族举办的民族教育由来已久。早在唐朝，唐王朝就以“附学”的形式允许吐蕃贵族送子弟入国子监等高等学府，学诗书、识礼仪。北宋王朝在甘川陕青交界的汉藏杂居地区兴办蕃学，以加强对“羌夷之性”的“教化”。明清时期，朝廷开始在甘青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学校教育。在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后，清廷理藩院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催办民族教育。青海办事大臣奏准从丹噶尔厅盐税中拨发白银800两作为学堂常年经费，设立蒙古半日学堂。该学堂1912年一度停办，1913年（民国2年）改为“蒙番小学校”，仅收蒙占王公子弟及藏族贵族学生，1927年（民国16年）改为“青海筹边学校”。课程仍以“三字经”为主，用汉语进行教授。

　　旧式民族教育客观上为增进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以及促进中华文明向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了解和尊重，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用汉语教学，很难引起少数民族的共鸣；加上在办学目的上表现出强烈的羁糜色彩，并随政事、军事之变化时兴时衰，教育面很小，少数民族平民子弟没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故收效甚微。

　　二、黎丹的民族教育理念

　　黎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西部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康梁的百日维新，到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各种新思潮不断冲击着僵化、落后的西北传统社会。黎丹以其政治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死水一潭的西北社会之下正在涌动的暗流，他迅速凭借西北军阀力图完成从封建旧军阀到民国新军阀的自我改进之主观愿望，开始将其以教兴国、进而发展青海的抱负付诸实施。

　　针对民族教育，黎丹在为马麒起草呈送民国总统袁世凯的青海经营之策中写道：“言文宜互为交换也。……现拟建设蒙番学堂一所，令蒙番头目遣子弟及部民聪颖者与商僧之通文理者入校肆习汉文，再选内地聪颖子弟已通汉文者杂入其中学蒙番文字语言，相互灌入……以练边才”，正式提出民族教育要为增进民族间相互了解，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及进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服务的新主张。在黎丹等人的建议下，马麒开始在青海推行“殖边”政策，其基本思想是“首以兴办教育为基础，次以振兴实业为后盾”，尤其重视蒙藏教育。认为“教育以开通智识，使之民各有自治之能力，发爱国之思想，而成良好之国民。教育普及，民智日开，绝不至受他人之煽诱而叛祖国”。

　　在1919年宁海蒙番师范学校创办之时，他再一次明确提出青海的民族教育要为“开化蒙番民族，增进宁海文化，启牖新知，养成优秀人才为宗旨”，充分显示出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黎丹的民族教育理念已日臻成熟。

　　三、黎丹的民族教育措施

　　1、创办新式民族教育学校　在马麒的大力支持和当时仁人志士的热情协助下，黎丹于1917年在原蒙番小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宁海蒙番学校，1919年改为宁海蒙番师范学校。1923年后，以该校为核心，青海各地共设立蒙藏小学20余处，学生达800余人。1927年，在黎丹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改原宁海蒙番师范学校为青海筹边学校，归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直接管理，由黎丹拔攫的河徨名士朱绣任校长，并聘请内地知名学者任教。1929年，青海建省后，筹边学校改为青海省第一中学，设蒙藏班，不久又改设为蒙藏师范学校。黎丹选派民族教育优秀师资到玉树、柴达木、环湖蒙古族、藏族地区及海东农业区筹办民族教育，以全新的教学方法，开创了民族教育新局面。

　　为了启发民智，在黎丹、朱绣、周希武等文人学士的影响推动下，青海各地还开展了一些属“社会教育”的新做法和新形式，如举办巡回文库，开设讲演所，设立阅报室、图书馆等，对提倡新式教育，促进地方文化，开通地方风气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黎丹离青时，又将毕生收藏的图书4万余册，其中多海内孤本，藏文典籍数千册，悉数捐出，政府以此为基础，成立了青海省图书馆。种种新思潮通过这些学校、活动以及书籍，开始断断续续、时多时少地传入青海，蒙藏各族与回汉平等的思想观点第一次为青海民众所知。

　　2、更新民族教育教学内容　黎丹所处的时代，中国的教育正在向仿照欧美教育迈进，课程设置从四书五经向自然、人文科学转变。受此影响，在黎丹创办的宁海蒙番师范学校中，不仅讲授自编蒙藏语文、国文、国语，还另设英语、生物、矿物、史地、乡土等科目。其后增设边事、垦殖、测绘、畜牧、农业等科目，讲授青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及青藏、川藏交涉等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教育特点。黎丹通过私人关系，保送洛桑香趣等一批优秀学生，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以培养民族教育高层次人才。通过他的努力，内地的优秀教育人才也被聘请到青海任教，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思潮开始在青海学生中得以传播，推动了青海这样边远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青海民族教育教学内容及方向的重大转变，为青海少数民族“人的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3、开创“双语教学”之先河　黎丹深刻认识到做好民族工作对青海各项事业关系重大。藏族、蒙古族作为青海主要的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多、分布广、影响大，因此，他对蒙藏教育尤为注重，认为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青海作为藏蒙汉民族文化交汇地区，应当把弘扬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教育的一个重点来抓。正如后人回忆的那样，“进了国师，就象进了喇嘛寺，处处是读藏文的声音”，在他主办的各民族学校里，坚持以汉藏蒙三种语言教学，深受各少数民族上层及学员的赞同。

　　为弥补藏族现代教育教材的匾乏，配合“双语教学”的需要，他组织社会各方面、各民族的精英，以商务印书馆旧制中小学国文课本和算术课本为蓝本翻译成藏文，以安多藏语编印《通用藏语会话》，制定藏文教学课本。并亲自采纳多位藏语言专家的建议，用藏文撰写了《实用藏文文法》作为教材。黎丹不仅是民族教育“双语教学”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双语教学”的忠实实践者。他把宗喀巴所著篇幅较短的一些论文，如《宝道开门》、《因缘颂》等首译为汉文，藏汉对照，刻印出来，作为学校及他本人“双语”学习的材料。

　　4、谱写汉藏文化交流新篇章　黎丹认为民族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沟通民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民族团结。为此，他身体力行，毕生奋斗。黎丹原本不懂藏语，但在工作实践中，深感本身不掌握民族语言文字无以做好青海民族工作，遂不顾年逾不惑，矢志学习藏语文。他给自己取一个藏文法名“达麦多杰”（意为无我金刚），表达了他献身藏族教育的决心。黎丹拜著名藏族学者古浪仓、洛桑多吉等为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很快学会并精通了藏语文，翻译和撰写了大量的藏文文稿。如首译并出版了宗喀巴大师著的《宝道开门》、《因缘颂》和清代居·弥旁达瓦著的《王道论》等。

　　1920年，他以“学习藏族文字，沟通汉藏文化”为宗旨，组织创办了青海藏文研究社（曾名西宁藏文研究社），亲自担任社长，并献出个人薪水作为该社的经费，研究社所需的汉藏文资料，全部使用黎丹私人所藏的汉藏文图书。他把筹边学校中藏文成绩较好的一部分学生吸收为社员，予以深造。同时，聘请藏区知名人士如拉布仓、罗桑华丹、久美旦却坚赞、嘉义等高僧大德为顾问；还聘请藏族著名学者古浪仓、罗桑更登、智华达吉等为研究社藏文教师，亲自带领社员向这些教师学习。当时学习中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没有工具书，因此他们从佛经入手，把《中论》、《因明入正理论》等每一部佛经的藏汉文对抄起来，背诵强记，收集词目，逐步摸索前进。根据学员的藏文水平，分普通社员和基本社员，因材施教。经多年努力，共培养出精通藏汉语言文字、热衷汉藏文化交流的复合型人才60余人。同时，他利用自己在藏区各寺院的影响，介绍不少志愿深入研究藏文的仁人志士到同仁隆务寺、化隆支扎寺、贵德包纳寺、湟中塔尔寺、尖扎南宗寺、大通广惠寺等名刹宝寺潜心研究深造。这些人在解放前对青海各中等学校的藏文教学及国内如兰州大学、西北大学、中央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处的藏文教学作出了突出贡献。解放后，研究社培养出的许多人才更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现代卓有成就的藏汉翻译家和民族语言学家杨质夫先生，参加翻译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完善设计出沿用至今的藏文铅字系统（黎丹1920年首创），为祖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文明之发扬光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黎丹组织了一大批藏汉语言文字专家，开始了一项前人从未做过，甚至没有想过的宏大工程，那就是编纂一部真正的《藏汉大辞典》。根据黎丹的初步设计，这部大辞典是按照藏文正字学的排列顺序编排的，每条词目下面都有汉文释义和藏汉文例句。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史地、文哲、医药、语言、历算、艺术、经济、宗教、政治以及古藏文、自然、生物等方面的词汇，均一一收入并加详解，卷峡浩繁。大辞典于1927年完成初稿。在广泛征求国内精通英、藏、梵、汉文学者专家意见，吸收国外最新辞典编纂技术成果后，这部大辞典终于在1928年完成了编纂，成为国内外第一部大型汉藏双语工具书。但限于当时藏文印刷条件和资金问题，《汉藏大辞典》一时难于成印。黎丹于是和他的高足杨质夫摘抄其中精要，仿照《英藏辞典》的体例，于1933年，先行编篡一部《汉藏小辞典》。这部工具书是国内出版的首批藏汉比类的工具书，直至解放初期仍是各地学习藏文的最佳范本，受到文化界的广泛好评和欢迎。在这部辞典题为《为什么要学习藏文》的序言中，黎丹阐述了学习民族语言对做好民族工作、民族教育、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以及自己愿意把毕生精力投身于民族事业的坚定决心。

　　1935年黎丹率西藏巡礼团到西藏，足迹遍布前后藏。与西藏上层及著名学者、高僧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政治、文化交流，与亲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同时，黎丹仍不忘探讨藏文经典，学习藏族文化，他与杨质夫留居哲蚌寺，拜一代大师喜饶嘉措为师，精修《菩提道次第论》。其后，黎丹陪同喜饶嘉措离开西藏，经印度转赴南京。经他的鼎力活动，促成国民党中央政府礼聘喜饶嘉措在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等5所大学举办讲座，第一次系统地把藏族及藏传佛教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使汉藏民族团结注入了新的内容，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在汉藏文化的交流史上谱写了重彩的一笔。

　　经黎丹先生10多年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在甘青地区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精于藏学、通晓边事、献身于汉藏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专家、高僧大德。通过这些人的努力工作，使中国藏学及藏汉文化的交流有了长足的进展，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其中，有不少学者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第一批藏学教授、专家和民族教育家，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黎丹先生所倡导的新式藏族教育，及他毕生追求的藏汉文化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弘扬中华文明之理念，成效卓著，影响深远，开一代风气之先河。黎丹为其理想舍身忘我，义无反顾，终使其成为中国西部民族教育史上一位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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